慈善文化

慈善立法须走出“难产”状态

以法促善,这是一个慈善立法研讨会的主旨口号。本报今天报道了这个研讨会的相关内容,对于研究界在慈善立法方面的思考给予了必要的关注。

以法促善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提法。发展慈善事业的意义毋庸置疑,但这份爱心事业的进步正遭遇着瓶颈和障碍。相关的障碍,亟须通过立法的形式加以排除。

其实,关于慈善立法之呼吁已有多年。公益慈善方面的草案也早有制定,但慈善立法迟迟难以取得进展。这背后有意识、观念的原因,也有利益因素。在这个背景下,继续呼吁“以法促善”,极有必要。慈善立法走出“难产”状态,是中国慈善事业之幸。

当下谈及慈善立法,重点在于把握好一些关系,抓住一些关键问题。涉及慈善事业的法律需要健全,但健全之意绝不仅仅是制定出某些制度即可。良法与庸法仅一字之差,在价值上的距离却很遥远。

慈善立法的要义之一,是要给慈善组织,特别是社会力量发起成立的慈善组织一个更为宽松与规范的法律环境。首要解决的,就是确立慈善组织的法人主体地位。慈善组织能够健康、自由地成长,必会助益于慈善事业的进步。强调宽松与规范,是因为唯有如此,困扰和制约慈善组织登记注册的制度瓶颈方能突破。

当下国内的慈善组织,大多需要依附于一个主管单位,受到主管单位的约束与管理。这种约束使得慈善组织失去了必要的独立性。过去几年里,一些准官办的慈善组织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尤其是以“红会”为代表,其社会公信力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也影响了捐赠者参与公益的热情。可以说,慈善组织的法人主体地位问题不解决,慈善资金使用效率就很难提升,公信力危机也很难得到消除。

慈善立法的要义之二,是慈善事业的民间性。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情,企业做企业愿做的事情。慈善事业,则是政府不必做、亦是非营利性的事情。那么,让民间机构成为慈善事业的主体,是为必要的回归。

在过去的实践中,曾出现过行政权力干预慈善法律关系,进而损害捐赠人权益的事情,同时,也有诸如行政摊派之类的事件发生。这种乱象,显然远离了慈善的本义,与慈善行为的自愿性难以符合。说到底,慈善组织该除去残留的官方色彩,回归民间主体身份,接受法律和民众的监督。

慈善立法的要义之三,是须完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关于这一点,许多论者多有谈及。很多时候,善心是需要激励的。按照康德主义的道德准则,行为的符合伦理会带来财富。对于企业来说,倘若践行社会责任不是一件亏本的买卖—既能赢得道义上的肯定,提升公司形象,也能因此得到税收方面的激励,那么,必然会有更多的企业加入慈善事业当中。

强调慈善立法的上述要义,并不表明慈善立法只需解决这些问题。比如,通过立法解决慈善组织的透明度,亦相当重要。慈善组织运作的不规范和不透明,阻碍了公众参与慈善事业。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2012排行榜显示,全国2213家基金会平均透明度得分仅为45.79分,约占总分129.4分的35%,行业整体透明度得分“不及格”。很难想象,连个及格分都没有达到的慈善组织,岂能得到民众足够的信任,岂能激励民众的爱心奉献?

中国需要慈善事业的发展。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理应是慈善事业发达的社会。而在目前的环境下,强调以法促善,确为抓住了关键。慈善立法必须走出“难产”状态,慈善事业需要一部高质量的良法,这一点社会应有共识,且要积极行动,而不只是停留于思考。